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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云国:程应镠先生与他的《国学讲演录》

原标题: 虞云国:程应镠老师与他的《国学讲演录》

《国学讲演录》

程应镠(笔绅士金)老师的《国学讲演录》曾编入《流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这是程门学生为他从教五十周年编的论文集,但出版已在他去世次年。其后又辑入《程应镠史学文存》(上海人夷易近出版社,2010年)。此次,承蒙北京出版社列入《大年夜家小书》系列,以便面向更多的读者。借此时机,对该书相关问题略作评介。

1983年9月,上海师范大年夜学古籍钻研所成立,流金师出任所长;古籍钻研所成立之日,也是其下属古典文献专业首届开学仪式之时。那年事首?年月,为推进新时期古籍收拾人材的培养,全国高校古籍收拾委员会抉择,除北京大年夜学中文系原设的古典文献专业外,在三所高校增设同一本科专业。经流金师多方努力与再三争取,上海师大年夜与原杭州大年夜学、南京师范学院同时获准。他对文献专业扶植极为注重,不只亲身挑选在读的历史、中文两系优秀门生转为文献专业首届本科生,而且亲力亲为地确定了课程设计与师资配备。

1985年,文献专业经由过程高考直招新生,与此前从文史两系转入的在读生有所不合,入学之初,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即便不是略无所知,也是知之不多的。针对这一现状,在文献专业迎新会上,流金师苦口婆心地告诫他们:

为了国家的必要,扶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必要,我们要收拾古籍,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专业。你们将要进修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思惟、历史、科学。要学好这个专业是不轻易的。“先难而后获”,要经历一些曲折、艰巨,才能有所劳绩。要立志,要下决心为扶植我们的新文化作出供献。要在这方面成为专家,大年夜学四年,只不过打根基。(《程应镠老师编年龄辑》508页)

为了尽快让这批新生进入角色,学好专业,流金师以古稀之年亲上讲台讲授“国学概论”根基课。《国学讲演录》就是昔时他为本科生上课的教材。

此前,他曾讲过经学与史学,但讲“国学概论”中《经学举例》与《史学通说》时仍颇有增删调剂,加入了新内容;而《诸子概论》与《文学略说》则完全是新写的。据其《复出日记》,1985年9月22日,“写《国学概论》绪言,得三千五百字”。这是他开笔写教材之日,其后这类日记颇多:10月13日,他为备课,“重读《先秦论理学史》”;12月1日,“写讲稿,写毕韩非子”;12月22日,“写《国学概论》讲稿,完成子学着末一章”。1986年4月4日,“写中国文学略论二千余字”;当月,他数次记及“续写文学讲稿”,着末一条为25日。故可揣摸,他写《国学概论》教材终于此日。

这门课程讲授始于1985年新生入学不久,与教材起稿险些同步。《复出日记》也有纪录:这年10月7日,“上课,孔子还未讲完”;10月14日,“讲孔子毕,开始讲孟荀”;10月21日,“上课,仅讲毕孟子,荀子开了个头”。昔时,流金师学术活动频繁,但即便外埠赴会,必定及时补上,1986年4月25日记有“晚为门生补上两小时课”。同月,他抉择辞任所长,在告退申报里分外声明:“本学期所授《国学概论》一课,当继承讲毕”,足见他对这门课程有多注重。这年9月,在改任声誉所长前,他与文献专业门生再次漫谈进修及课程设计,在交代讲话时强调:“古文献专业,我们已办过一届,事实证实,他们卒业后是有事情能力的,这同我们的课程设置有关”。不言而喻,流金师说的课程设置,当然包括他亲身设席的《国学概论》。遗憾的是,由他精心设计的这门课程,仅上过一轮;但所幸的是,他为这门课留下了相对完备的授课教材。

程应鏐老师

这册《国学讲演录》的特色略有如下方面。

其一,低级入门的针对性。因为昔时听课工具都是未窥文献学之门的大年夜门生,课时也有限定,而国学常识的涵盖面却不容有大年夜罅漏。讲稿必须拿捏适合,表现出独占的针对性。例如,他在《史学通说》里先概述了史书分类与史乘编制,其后仅着重评述了纪传体与编年体,而不再先容其他种别与文体。之以是如斯裁夺,显然斟酌到,这两类史乘构成了中国古代史的根基史料,是文献专业本科生必须掌握的,其他内容跟着他们进修的循规蹈矩,不难自学办理。而“史与论”一节则较充分地论列了史与论的关系,史料的网络与收拾,史论、史识与史德等,也无非觉得这些史学理论与措施对门生是必弗成少的。再如,《文学略说》开首交卸,这部分“小说、戏曲就不讲了”,但随即点明“王国维、鲁迅在这方面的钻研事情,都逾越昔人”,既注解并非把小说戏曲划出国学,也意在开示门生自去参看《宋元戏曲史》与《中国小说史略》,补上这一环节。

其二,教授教化互动的现场感。流金师对讲课有其境界追求:“每上完一节课,就像是写了一首诗,完成了一篇创作。”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他习气将每堂课要讲的每句话写成讲稿,及至开讲却并不完全受教材拘束。他在《国学讲演录》中,每每将自己的经历、体悟与情感倾注此中,讲稿背后有其人在。例如,讲《离骚》时自述曾集《离骚》句为挽联凭吊闻一多,讲词的平仄与押韵时,引自己“历尽风霜”重到杭州作《临江仙》以寄感慨,都令读者能想见其为人。国学内容只管专深,但从教材仍能一窥他授课时说话的活跃性与论述的细节化。例如,他讲汉高祖“不好儒”,却召儒士叔孙通定朝仪,牵绾《史记·郦生陆贾传》所载说:“刘邦不欢乐他,至于他是否也被刘邦脱掉落帽子,在里边撒过尿,就不知道了”;“叔孙通大年夜概也是很知趣的,学生有一百多,他一个也不向刘邦保举,保举的尽是‘群盗壮士’”,形象活跃地凸显了汉初儒学的落寞命运。

其三,一家之言的启悟性。同样讲“国学概论”,每个名家取舍未必尽同,评骘也有进出。这册教材也是流金师的一家言,此中不乏独到之见。例如,他评黄庭坚诗“落木千山天弘远年夜,澄江一道月分明”时,引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作为对比,提出唐诗是音乐、宋诗是丹青的审美不雅。再如,在论及私撰正史时,他直言道:“《新五代史》实为最无代价的一种。从史料学言,是如斯;从史学言,也是如斯。”作为宋史专家,他当然明白欧阳修“义例史学”在宋学形成中的职位地方,但彼是思惟史上的代价,此是史学史上的评判,两者不容肴杂。对这些一家之言,读者尽可以附和或商议,论其初衷也旨在给人启迪与令人思考。

作为学术文化观点的“国学”呈现在清季夷易近初,其大年夜背景是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年夜门之后,全部国家夷易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也挟西潮彭湃之势沛然而至。而“国学”的提出,毋宁说是学术界为恪守中国本位文化,对西学刺戟的应激反映,毋庸讳言,此中也参杂着夷易近族主义的偏颇。“国学”观点从最初提出到广为吸收,只管与当时中国政治现状相互关注,却是学界与学人自觉自发的学术行径,未见有国家权力克意运作其间。自20世纪初叶“国学”一词盛行以来,曾如有学者所说:什么是国学、国学是否阴碍中国“走向天下”以及国学(或其后来的变体“中国文化史”)自身如何走向天下,都是昔时学人与学术社会异常关注并不停在思虑和辩说的大年夜问题(拜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夷易近初关于“国学”的思惟论争·自序》)。实际上,从1919年到1949年间,学界与学人已大年夜致认同将“国学”趋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章太炎、吕思勉与钱穆等大年夜师那些以“国学”命名的名着都传达出这一旨趣。

但细加推究,各家指涉的范围却颇有异同。1922年,章太炎演讲《国学概论》(由曹聚仁记录),除概论与结论外,仅包括经学、哲学(也即子学)、文学三部分。1935年至1936年,他在章氏国学讲演会的《国学讲演录》新增了小学与史学,或应视为他对国学范畴的暮年定论。据此,章氏的国学内涵大年夜体对应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从今世学科分类来说,国学即指钻研中国古代经学(包括小学,即说话翰墨学)、哲学、史学、文学的专门之学。1942年,吕思勉为高中生讲《国学概论》(有黄永年记录稿),内容仅限中国学术思惟史;据黄永年说,其师当时为门生同时开设“中国文化史”,并不认同“国学”变体为“中国文化史”的取向,在吕思勉看来,“中国文化史”还包括社会等级、经济环境、生活习气、政治轨制,以至学术宗教等各个方面,应作综合的历史的讲述。1928年,钱穆完成其《国学概论》的整个讲稿,如其《引言》所说,范围限于“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惟界流转变迁之大年夜势”,“时贤或主以经、史、子、集编论国学,如章氏《国学概论》讲演之例,亦难赅备,并与本书旨趣分歧,窃所不取”,与章氏明确创新。大抵言之,20世纪上半叶,在“什么是国学”上,大年夜体便是章太炎式的四部之学、吕思勉-钱穆式的学术思惟史、变体的中国文化史这三种路向。只管取径各有异同,却都是在学术合营体内自然而然地形成的。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文传统呈现了严重断裂,“国学”之说自然弗成能呈现。直到革新开放后,国人反思曾经的文化破坏与代价掉范,这才熟识到,蔑弃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英华的器械,是要遭报复的;深感有需要重拾那些曾被“革命”摧毁的器械,找回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代价支柱。于是,在上世纪末至新世纪初,呈现了新一波“国学热”,大年夜背景只管仍与当时社会呼吸相关,却依然是学界与夷易近间自发自觉的推动,但夷易近族主义的私见已颇有消退。不过,跟着建制性的参与,这波“国学热”开始走音跑调,随之激发了诘疑、求全谴责甚至抨击的声音,近年以致有直斥国学为“国渣”者。这些征象的呈现,剔除此中的情绪化身分,归根结蒂,照样在究诘20世纪上半叶就在思虑与舌战的老问题:什么是国学?国学是否阴碍中国“走向天下”?这一利诱,应该说当下依然存在。实际上,只要有理性的思虑,这一利诱是不难破解的。诚如1931年钱穆在《国学概论》“引言”里指出:“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期间的名词。”既然作为学术观点的“国学”,其成立、存在与延续,仅仅只是对西学东来的一种应激性反映,那么,傍边国人对中国文化具有真正的自大,对外来优秀文化秉持真正的包涵,这种应激性归于平复之时,“国学”作为一期间的名词也将自然而然地退出学术舞台。

流金师为大年夜门生讲国学,尚在上世纪末那波“国学热”兴起之前。论其用意,一方面固然出于文献专业的教授教化之需,一方面何尝不是在对老问题给出自己的回应。他为门生开讲之初便说:“国学便是中国之学。中国古代文化文籍是异常富厚的,至隋始以经、史、子、集为四部,至清不改。国学也便是四部之学”。与此同时,他也指出,“四部之学,包括的范围极广”,也涵盖了中国古代医学、农学与军事学等等,但“我们要讲的,只能限于哲学、史学与文学”。足见他认同章太炎设定的国学界限。

至于国学是否会阴碍中国转型成功,真正走向天下,关键不在于国学自身,而是取决于我们若何精确对待国学及其与西学的关系。在《国学讲演录·小序》里,流金师就明确指出,“西方哲学,熟识论求真,美学求美,道德学或伦理学求善。要建立社会主义的道德,也要有所承袭。” 他同时指出,在国学里,“当然,英华是与糟粕并存的”,但“肯定是有一些好器械,我们是要拿过来的,是要承袭的”。也便是说,在中国转型中,就文化而言,既不能回绝西学为人类文明供献的合营遗产,也不应抛弃中国文化的精良传统。这些理性包涵的持论恰是这册教材的根本态度。

面对当下有明星将儒学元典熬制成一锅浅薄自慰的心灵鸡汤,更有一种将国学与轨制化儒学曲意钩连与故意接榫的非常倾向,读书界却未见有一册相宜期间的国学读物,有助于初入其门者周全、完备、准确地懂得国学与传统文化的精髓。有鉴于20世纪上半叶那些以国学命名的大年夜师名着,对当下初学者来说,或是内容略显艰深,或是范围略欠周备;而20世纪下半叶险些没有老一辈学者的国学新着面世,相形之下,流金师的《国学讲演录》“讲的都是国学中的英华”,又具有前述三大年夜特色,不掉为一册精义赅备的入门书。

这册收入《大年夜家小书》的《国学讲演录》,分正文与附录两部分。

此次付印仅改正了前两版的手夷易近之误,讲演正文一仍原貌。例如,《文学略说》开首说,“这一部分盘算讲诗、散文与文艺理论,小说、戏曲就不讲了”;但现存讲稿仅有诗歌部分,未涉及散文与文艺理论,究竟是写过而佚掉,照样课时来不及讲而未能成稿,已难确知。再如,讲稿行文每每节引文籍,颇有删略,我校读时发明,有的删省纯属与论题关系不大年夜,有的删省则由于他能背诵全文而故意省略的(例如评康有为《大年夜同书》时引《礼运篇》论大年夜同那一大年夜段翰墨,仅引首末两句,中标省略号,即属这种环境),即便后一环境,此次也仍其旧。至于教材称文籍或用略名(例如以《汉志》指《汉书·艺文志》),称人名兼用字号里贯(例如以“丹棱”称南宋史家李焘),这些原便是中国文化史常识,在涉猎中也是不难掌握的。毋庸赘言,《国学讲演录》评介国学经典的钻研成果与参考书目,进而言之,包括教材的多少用语与提法,都定格在成稿昔时的节点上,读者对此想必是能理解的。

流金师指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评价,并不即是对我国四部书的评价”(《小序》),也便是说,国学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文化史;但谈及为什么要讲国学时,他又觉得,“主如果想让大年夜家懂得一点我国古代的文化”,这是基于国学构成了传统文化的主干与核心。为了周全出现流金师对国学与中国文化的态度与不雅点,本书选了他相关六篇文章作为附录,有几篇在不合场合也作过讲演稿。

《中国文化三题》与《论新中国文化的创造》,可视为流金师对中国文化的总体不雅。前文作于1987年,即讲“国学概论”课同时,叙述了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勾勒了中国文化的形成概况,探究了向西方进修和通盘欧化的问题。他的结论是:中国“在一个很永劫期,以优秀的、先辈的文化,熔铸各族于一炉,同时也罗致了各族优秀的器械”;“以迄近代的吸收西方文明,莫不是在进修先辈,取其有用之物,来前进自己,富厚自己”;而“这种进修,也便是取人所长,去己所短,一方面接受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原先夷易近族之职位地方”。与此同时,他也强调:“我们文化中也有许多坏器械”,诸如“血统论”、“朕即国家”;而“迷信神、迷信鬼、迷信领袖(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绝对不是科学的立场”。《论新中国文化的创造》作于鼎革前夜的1949年3月,文章以历史的不雅点评论争论整其中国文化衍变与社会经济根基的互动关系,再将中西文化作宏不雅的对照,而后觉得,“近代曩昔的泰西文化和我们的文化,是大年夜同而小异的”,及至本钱主义临盆要领兴起,“我们的文化和近代的泰西文化才大年夜不相同”。他的结论是:“新中国文化的创造必要一个根本的技巧的革命和社会政治的革命”;而“在某一阶段,不得当的文化,就必须加以工资的气力,使之迅速辞职”。这一结论迄今读来仍具穿透力。

《历史的真实与通变》与《谈历史人物的钻研》是对讲稿中《史学通说》的提升与推进。前文结合自身的读史体悟、治史履历与人生阅历,在历史不雅、史料学与史学措施论诸层面都有独到的分析,内容涉及理论的进修与运用,史料的辨证与阐释,史事的熟识与把握,史感的全局性与史识的通贯性,历史学的庄严,治史者的良心,说者胜义纷披,读者启发良多。在后文中,他结合自己的钻研,对历史人物钻研的紧张性与全局不雅,人物个体与期间、地域及群体的关系,历史传记的体现手段与叙事风格,娓娓道来,示人门径,予人金针。

《国学讲演录》论经学之在魏晋另一种体现时,分外注明拜见他的《形而上学略论》,故将其与《形而上学与诗》都收为附录。两文所论都属于流金师治史专长所在,分手评论争论了形而上学与经学的关系,形而上学对社会政治、人际关系、学风文风与诗歌创作的影响,自应视为对教材相关叙述的弥补与发挥。他在《形而上学略论》里引阮籍《咏怀》论魏晋形而上学与政治的关系,读来令人动容:阮籍“既不能逝世去,又不能变节以求荣,在那种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好坏之势已经判然,扫兴是一定的”;还说,有些好诗,“年轻时所不懂的,年编大年夜了,就懂了”。

着末,寄语试图一窥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者,本来不懂的,读了这册小书,你们也必然会懂的。

(《国学讲演录》,程应镠着,虞云国编,北京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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